我们是否正在经历第二次文艺复兴？
图片：All Bong / CC0
思想常新者以自然为其可靠之依据
导语：Ian Goldin 呼吁科学家帮助社会度过当前颠覆性的社会变革。
15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初，欧洲的文艺复兴给科学、人文和政治带来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印刷机和廉价纸张的出现，推动了信息民主化，人们渴望求知，天主教会对知识近乎垄断的地位受到挑战。文艺复兴的突破性成果就是，在仅仅 80 年时间里，欧洲从世界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一跃成为迄今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文艺复兴终以悲剧收场。极端主义者批驳日渐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精英阶层的腐败，进而呼吁恢复精神价值。在意大利，成千上万的艺术作品和书籍，不问名号地被烧毁；在整个欧洲，对科学家、知识分子、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抵制成为常态，宗教战争和审判贯穿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在我看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一次的变化速度更快，且覆盖全球。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次文艺复兴蓄积了颠覆性的力量，将在带来巨大利好的同时，扰乱世界的稳定。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潜在的灾难性风险。
在人口蓬勃增长，个人与集体能力解放的推动下，今天的创新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人们的文化水平、预期寿命和收入均突飞猛进。货物、服务、资本、人力的跨国流动，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全球传播——也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及一场更广泛的科学界文艺复兴。同时，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新的风险也在萌生。
互联网能够促进全球交流与创新，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恶意软件、网络犯罪，剥夺了个人隐私。机场对于科学和商业的国际一体化至关重要，但它们也可能成为传染病的超级传播者——正如新世界的探索者携带致命疾病一样。金融中心为经济繁荣创造了崭新的机会，但同时，一国的金融危机也足以摧毁千里之外其他地区的就业和养老。
个人受益的同时，集体崩溃的危险也在逼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贫困，能源被大量消耗，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在加剧。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能吃上营养的食物，但海洋渔业几近崩溃，林地遭到砍伐变成牧场。抗生素抗性快速增强，这威胁着日益改善的全球健康状况。
加速科技发展可以为许多挑战（比如治疗癌症和获取清洁能源）提供解决方案。但我们的政策和机构却未做到与时俱进。基因组研究引起的深层伦理问题，以及生物病原体的潜在危险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夺去许多工作；纳米技术和材料科学，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3D 打印以及其他应用的突破性进步也将彻底地变革社会。但政客们和大多数民众对这一切却不甚了解。
扩大的差距
几乎在所有经历快速变化的国家，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改变的步伐越快，人们被遗落的速度也越快。发达经济体中最富有的 1％的公民所占有的财富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平均 17％上升到今天的 23％以上（美国为 39％）。一开始财富分配比较均匀的国家，如中国和前苏联，在发展过程中不平等加剧的速度最快。
全球化声称能让世界变得更“平坦”，然而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沟壑被填平，而是更崎岖的山地。地理位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城市手握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工作机会，但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在伦敦、旧金山、巴黎、柏林、上海和孟买等活跃地区，房价相对于平均收入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技术变革已成为加剧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随着机器智能和自动化取代越来越多的制造和服务业（包括零售，行政和客服中心）的基本工作，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美国一半的工作岗位，英国和欧盟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以及中国和墨西哥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都可能被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
虽然未来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但和消失的相比，简直杯水车薪。就工作环境和薪资而言，许多新工作的质量会更差。虽然我们乐于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机器做危险和琐碎的工作，人类做更多创造性、启发性和高薪的工作，但这或许不会成为现实。
当前技术颠覆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工业革命，人们不禁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跟上。我们或许无法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足够的资金，也无法对工作和社会安全制度做出根本性改变，防止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任重道远。虽然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更艰巨，因为自动化可能会抽走发展阶梯中半技能工作的关键台阶。
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也意味着我们的政治家愈发无法保护或塑造我们的未来。政治家们越频繁地将这些弊病归结于外国人和移民，而不是寻求更多的政治合作，以发挥互联互通的益处并规避风险。这样的做法和认识是错误的。移民对我们社会的活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一点在一流大学的人才库、硅谷公司、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专利持有者身上得到了证明。
生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大都市的人正在拥抱全球化和变革：大多数伦敦人不支持英国脱欧；活力四射的城市中的居民大多不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民粹主义者呼吁实行保护主义，是因为部分美国人害怕被甩在时代的末尾。这种恐惧并非不理性：社会不平等现象、失业率和健康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些人已经被抛在后面。这当中是存在关联的，例如，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和担心工作被机器取代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
除了担心被全球化抛弃之外，这些人对掌控全球体系的“专家”也极为不信任，并且还对证据视而不见。矛盾的是，尽管我们的认知比以往都多，但全球化复杂性不断加深，变化速度不断提高，意味着专家们可能会更频繁地出错。
比如说，金融系统拥有大量高资历专家，每天在极具影响力的机构工作，我们予其高薪来保障经济稳定。然而，正如 2008 年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专家和机构在危机面前微不足道。同样，欧盟委员会的专家似乎也无力控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排放报告。当实证威胁到传统精英时，对专业知识的怀疑论就会变得极具伤害力。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协定就是这一趋势的消极例子。
科学繁荣在第一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曾受到挑战。印刷机为专家和知识分子分享知识提供了条件，却也使得假新闻肆意流传。在美第奇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基要派牧师 Girolamo Savonarola 通过大量印刷宣传单（相当于今天的推文），巧妙绕开了教皇和王子的权威。Savonarola 和神职人员都否定地球绕着太阳转，或心脏相当于人体的泵。
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确有类似的地方。在英国，社会活动家们成功运用社交媒体说服人们支持英国脱欧，即便这样做违背了他们的利益（比如农民可以获得欧盟的补贴）。在美国，传播恐惧而非事实的社交媒体在 2016 年总统选举结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迅速应对
随着社会变化越来越快，灵活性也越来越重要。对个人而言，为工作搬家、接受再培训越来越有必要；对政府而言，更新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网至关重要。监管框架也需要迅速升级，以应对越来越多的风险——从人类基因改造到地球工程等各方面。
遗憾的是，值此当前更新和对未来投资的需求逐渐上涨之时，政府与时俱进的能力却在下滑。走在技术变革前沿的企业等利用海外避税天堂避税，以及政府通过减税及紧缩政策刺激流动性增加的个人和企业竞争，这些做法减弱了政府投资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科研等方面的能力。在政治家争夺固定资源或日渐减少的资源时，被削减的投资引发经济增长减速和政治僵局。
我们有必要加强安全网，防止贫穷和脆弱的个人和家庭受到技术和其他变化的威胁。如若不然，社会凝聚力将遭侵蚀，民粹主义者反抗变革及一切外来物的情绪也会得到助长。
一些硅谷的亿万富翁担心工资差距扩大会引起反抗，于是他们联合了一些社会活动家，呼吁设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UBI），为工作和不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 UBI 不是万灵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这项政策可能会反过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而且，由于工作对我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非常重要，因此单靠金钱并不能降低失业人员的患病率，犯罪率及对阿片类药物和酒精的依赖。
相反，我们需要更多人转变对工作的态度。我们需要消除对兼职、退休和志愿工作的歧视；增加对创造性、关怀类及家庭类工作的尊重，并增加报酬。
不过我们也有保持乐观的理由。今天世界上的科学家比过去加起来还要多；参与公众科学的人更有数百万。此外，得益于性别平等的进步，以及更多国家和人民的参与，世界上的合作也更多样。人们更有能力解锁奥秘并找到难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全球利益共享也愈加普遍。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 CER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粒子物理实验室到人类基因组计划，跨国合作项目证明了合作的好处——与孤立主义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科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互动和交流，以确保科学不被政治操控。文艺复兴的表现与日益白热化的思想领域的斗争息息相关。科学家应该拓展和应用其专业知识和发明，来参与这场斗争。
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极端分子赢了；理性和证据被打败。在我们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中，知识和探索必须想方设法征服偏见和无知。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永远不能在孤立主义或无知中进步，我们的社会同样如此。ⓝ
Nature|doi: 10.1038/550327a
原文发布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自然》评论上，作者：Ian Goldin，英国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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