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激荡四十年

“如果说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渡口，那么争渡就是义乌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永恒的主题，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云锋金融 智通财经联合出品

序.大时代与好时光

改革，开放，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一蹴可就。回望过去四十年，身处曾经“最不可能地带”的浙中义乌，却是在一路走富、走强、走大，并成为小商品世界中心。

义乌的四十年，是小商品累积出来的大时代，是小人物奋斗跃升的好时光。历史的长河中，有人顺势而为，有人矢志坚守，但无论以何种姿态，都既行走在时代的脉搏上，也随即塑造出这脉搏的模样。

1.四十年

1978 年夏天，电影《红楼梦》在义乌上映。已经十年没看过古装电影的义乌人如获至宝，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工作人员忙得一塌糊涂，即便每天连排五场，现场依然座无虚席。

然而观众们也并没有完全过瘾，100 多分钟的电影完结后，总有些镜头和情节叫人回味不已，若要再看一遍，能不能买到票且不必说，看完之后还是空空如也，好不苦恼。

彩色版《新红楼梦》1962 年公映，1978 年重新放映

就在此时，有眼尖的人注意到，影院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在兜售印有“宝黛钗”的相片，叫价一张一块。仔细看过后，居然是《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这在当时既是稀罕至极的宝贝，又非常契合大家刚看完电影的心情。

因而，这些照片极受欢迎，没过多久便一抢而空。

历史的转轮开始指向义乌。可能是改革开放那年“最早的小商品商人”自此登上舞台——看自行车的小孩只是“代销”，TA 的货来自一位 27 岁的农村妇女：何海美。

何海美是义乌第一批个体户，同时也是第一批“万元户”。

选择做“生意”其实是她的无奈之举，由于自己是农村户口，就算嫁给了在副食厂上班的城市丈夫，她家的小孩还是没法上户口，她自己更谈不上找什么工作补贴家用。

卖剧照相片并不是她尝试的第一份买卖，在此之前她干过好几样活，包括给人做衣裳，结果缝纫机头还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给“割”走了。

由于彼时政策尚不明朗，此前已被“盯上”的何海美还不敢自己露面，她只能找看车小孩这样“目标不明显”的合作伙伴，帮忙销售。

电影《红楼梦》在义乌放了三天，刨去洗照片的成本和给看车小孩的分成，何海美净赚三十几块——跟丈夫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相当。

尝到甜头的何海美开始引进更多的剧照品类，也学着自己去翻拍制造，起早贪黑去更多的地方偷偷售卖这些小物件。生意越做越大，到 1981 年时，她已攒够了 5 万元，挖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子。

时钟往后拨整 40 年。

2018 年冬天，27 岁的阿富汗青年 Rabbani 在自己义乌市金茂大厦的办公室中看着微信上的家庭小视频。

在中国的生意今年已经差不多了，他计划在元旦之后机票便宜点就回一趟老家。

视频中装修温馨、窗明几净的伊斯兰风格大房子是他今年 4 月份在老家买下的，“180 平米，用我自己的钱买的“他用中文强调。

Rabbani 在老家的大房子

Rabbani 2016 年底到的中国，父亲是当地一个普普通通的杂货店老板，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在阿富汗，已属中产一层，他要来中国义乌，一是经朋友推荐一起来开外贸公司，二是单纯想自己赚钱养家。

义乌果然没叫他失望，很快他和朋友便开拓了在英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客户，货物都销得不错，尤其是中国产的老鼠粘，在英国特别受欢迎，一单提成可达 10%。

可能唯一的麻烦是被公认为“最难学语言”的中文，不过仍架不住 Rabbani 勤奋好学，到 2017 年四月份，他已能相对自如地应对市场上的听与说，从此连助手和翻译的钱都省了。

Rabbani 是在义乌居住与工作的上万名外商之一，如果按中国的习惯划分，他就是一个道地的 90 后。只是这个 90 后满脑子都是他的生意和赚钱，注意到义乌的国际物流特别发达，Rabbani 打算从老家回来后多往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当地市场跑跑，再为自己拓一拓客户群体。

下一步的打算，他是想让父亲乖乖退休，“每天只管睡大觉就好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赚到 5 万块的何海美，到买了大房子的 Rabbani，在中国浙江义乌市，时间之河静静流淌，经过了无数的个体，也经过了无数的故事。

2.鸡毛飞天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就在何海美三天赚到丈夫三十天工资之后不到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

“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帷幕。

义乌经商历史悠久，素有“鸡毛换糖”的传统。

据《义乌县志》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利。”

义乌民间行商习俗经多年演变，逐渐形成“敲糖帮”。新中国成立后，“敲糖帮”虽逐渐萎缩，但并未彻底绝迹。由于人多地少，每逢春节前后，仍有不少义乌农民挑担外出，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摇着拨浪鼓，“鸡毛换糖”。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渐起，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慢慢摆上了集市……

位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镇于是出现了廿三里集市。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按照传统，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不过，现在是叫集市，在当时也只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与四分之一个足球场一般大。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所需之物。

廿三里集市上的摊贩（翻拍自义乌档案馆）

由于是群众自发组织的，规模始终也没有多大，何海美、陈萍（纽扣大王）、冯爱倩等老一辈义乌企业家都曾在此摆摊。

不过事情并非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直至发生“农妇与县委书记之争”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的施行在地方上一度面临两难的境地。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思是：“明管暗放”。

说白了，有些人还是怕犯“方向性”的错误。

“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例证，包括冯爱倩、陈萍在内的第一代经营户，都有过东躲西藏、和“打办”斗智斗勇的经历。

然而作为 5 个孩子的母亲的冯爱倩，显然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1982 年 5 月，受够了气的冯爱倩鼓足勇气，在义乌县委旁边的理发店门口堵住了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路。

带着委屈与气愤，冯爱倩忘记谢高华是衢州人而是用义乌方言责问他为什么政府不允许农民摆摊？在得到谢的提示后，她又赶紧换成普通话说了一遍。

“老百姓吃不上饭就得找当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摆，不同意我也要摆！”

撂下这句话，冯爱倩边往外走（跑）边哇哇地哭了起来。

冯爱倩的“斗胆直言”给了谢高华极大的冲击。

这位时年 51 岁、已有 30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做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听取农妇的建议，继续在义乌开展市场调研，并最终拍板——开放小商品市场。

除此之外，他还破天荒地做了承诺：出事我负责。

谢高华（中）召开工作会议中（图源：浙江在线）

1982 年 8 月 25 日，专为设立新市场而组建的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发布了一则《通告》，明确宣布：

将于当年 9 月 5 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另一个在廿三里镇。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

彼时，十几张手抄的《通告》沿街张贴，满大街都是围观群众，场面颇为壮观。前来报名登记摆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几乎把当时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市场开放当日，有口述史记载：

“当 1982 年 9 月 5 日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业时，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彩旗飘飘，没有领导在现场露面。数以百计的商户在露天的场地里默默摆着摊，彼此心照不宣。”

义乌稠城小百货市场一景，图源：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

历史从来不会自吹自擂，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到现场，反而会对远不够宏大叙事的静默感到讶异。

而就是这样一种心照不宣，让改革突破层层重围，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有句台词流传很广，似可作为最佳注解：

“鸡毛很贱，但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鸡毛也很轻，但只要有点风，它就能飞上天。”

3.五代更迭

谢高华在义乌只做了两年书记，他冒着“丢掉乌纱帽”而拍板的“兴商建县”方针却被沿袭至今，已演化为义乌何以成为义乌的核心灵魂。

1982 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决定将 160 种小商品价格正式放开，实行市场化调节。

1984 年 10 月，谢高华在全县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30 多年来，这个发展战略仍在被一以贯之。

1986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开发民间市场，带动农村企业，义乌“兴商建县”变富步伐快》及评论员文章《大兴民间市场》，是为中央党媒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高肯定。

随后，10 月 29 日《浙江日报》刊载《这里是小商品的世界》；11 月 1 日《中国商业报》刊登又章《江南市场的一颗明珠一一记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

赞誉纷至沓来，更迭永在延续。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 1982 年的稠城小商品市场算起，36 年间，历经五代更迭，其

间 8 次搬迁、10 余次扩容，既迈步向前，也风云不断，有悲有喜，亦有悲中见喜。

如今已麻烦缠身的“浙江女首富”周晓光，便是在 1985 年选择结束流浪生涯，回到老家嫁给了同样做绣花样的虞云新。婚后，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一个摊位。

若要追溯，那便是明星企业“新光集团”的前身了吧。

曾一度厂房占地达 400 亩的“拉链大王”陶海弟，也是在 80 年代摆摊实践中，发现拉链的巨大优势，于是重点经销拉链，成为义乌最早的拉链经营者之一。

陶海弟和他的拉链产品

人称“世界吸管大王”的楼仲平，亦于 1991 年回到义乌，开始考虑找一个稳定的行业安身立命。正好彼时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刚建成，楼仲平拿到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

楼仲平工作照 摄于 1997 年

在时代面前，人人机会平等，同为“义商代表”，楼仲平与陶海弟的不同命运轨迹，常叫人嗟叹不已。

与几乎所有最开始在义乌发家的企业家一样，楼仲平的生意也是主打薄利多销策略，毕竟一根吸管只卖 0.8 分钱，去掉原材料、工人、设备、运输成本之后，纯利润大概在 10%，也就是一根吸管就赚 0.08 分钱，100 根吸管赚 8 分钱。

利润虽然极薄，但楼仲平的“双童”工厂，每天生产出来的吸管至少有 20 吨，薄利多销便成了致胜的法宝。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陶海弟的拉链生意之上。

历史也仿佛商量好的一样，做拉链生意的和做吸管生意的，都先后意识到了品牌与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也随之诞生了伟海拉链与双童吸管两大自主品牌，并都拥有自己的产研团队。

命运的分叉口出现 2006 年到 2007 年，金融危机前夕。

楼仲平闷头研究，从情趣化、功能性、娱乐化三个方向做了创新设计和发明，并申请了专利。到 2009 年 11 月 17 日，第一批 37 项专利获得通过。

陶海弟则被传并不满足在拉链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当看到身边的朋友都介入房地产业之后……而与其在拉链行业的成功不对称的是，陶海弟在房地产领域的变现并不如意。

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连锁影响下，陶海弟面临资金链短缺的问题，虽幸得有关部门相助勉强过关，但此后“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昔日拉链大王。

2014 年，国内房地产行业终结了高增长态势，一些区域房价下行。已在房产领域纠缠许久的伟海拉链再次遭遇危机。由于窟窿太大，这次陶海弟未能脱局。

与此同时，坐拥诸多专利、始终专注主业的楼仲平却迎来最好的时光。

直到 2018 年吸管行业迎来革命之年，欧盟、日本、韩国多个市场禁用塑料吸管，国内也在有意跟进之时，“双童”在 2006 年研发的一款淀粉基材料生产的“可降解吸管”，突然大卖。

在接受“正和岛”采访时，楼仲平这样形容 12 年前这款“老”产品的热销程度：

“1 个月卖出过去 12 年的总和还要多，订单已经排到 12 月以后。”

4.勇立潮头

浙江省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多佳曾这样梳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义乌率先建立小商品市场，也就是第一代“马路市场”。

各地涌现出各类市场后，义乌市场转型发展为第二代批发市场，成为全国小商品流通中心。

第三代市场以商带工，发挥商贸资本雄厚、市场信息灵敏等优势，发展与市场关联度高的小商品加工业。

第四代市场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义乌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向全球出口小商品，逐渐形成以国际贸易、洽谈订单、商品展示、现代物流等为主的新型业态。

如今的第五代市场，初步形成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融合、线上贸易与线下贸易融合的新局面。

也门裔商人贺丹（中文名）便是在第四代市场勃兴之时来到的中国。

贺丹今年 33 岁，2005 年到中国，已于 2014 年取得俗称为中国“绿卡”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从 20 岁的楞头小伙到如今的中年大叔，贺丹用 13 年在中国立业、成家、抚养子女。如今最让他操心的，除了偶尔滞留中转港口的货物，就是已经在读 3 年级的大儿子的学业了。

贺丹工作照。

贺丹出生在一个商人世家，父亲在也门当地做水泥生意，一心希望下一代能潜心学业，“最好读到博士学位”，因此 2006 年当还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贺丹提出要辍学做生意时，老先生无法保持淡定。

“读到的学历会让你受用终身，会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现在出来做生意，你有赔本的风险。考虑好了再跟我说。”撂下这句话后老先生气呼呼地挂断电话。

三天后，贺丹回电：还是选择做生意，您不知道在中国机会是有多好。

或许商人的基因本身就是代代相传，站在 2006 年的广州，贺丹敏锐地嗅到了中国外贸大发展的大机会。

当年底，怀揣凑来的 10 万块人民币，贺丹从广州来到义乌，花一万多租了一年的房子，再用五千多请中介帮忙对接公司注册、执照等事项，拉线上网、电话开通，摸清去市场的路线，凭借学生时代积累的人脉，不出一个月就开出第一单，即便是与人合作只能分佣，也净赚 10 多万。

如果历史会配对，它一定会把 1978 年在影院门口数着钞票喜极而泣的何海美，跟 2006 年五爱小区盯着账户数字发呆的贺丹串联起来。

两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信仰不同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在同一片国土同一场改革同一个市场同一座城市中收获了相同的人生跃迁。

由于诚信经营、勤劳肯干，贺丹的外贸公司在 2012 年底贸易额首次过亿，并在之后

以这个状态保持至今。

2014 年拿到中国“绿卡”之后，他开始慢慢培养自己融入这个国家。各大卫视台轮番播放的“抗日神剧”，他回家后也会看，儿子写作业的语文题，他也会主动去帮忙“检查”。

从去年开始，贺丹将一套中国“最畅销”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枕边书：《毛泽东选集》。一次偶然的机会，贺丹从朋友处得到“毛选”的阿拉伯语版本，自此便迷上了这位“伟大的中国老人”。

2018 年 12 月的一个普通夜晚，在一家人声鼎沸的土耳其餐厅中，贺丹谈及自己的“毛选”读后感：

“他很智慧，喜欢他看待问题的方式，教会我许多，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

5.争渡 争渡

2018 年 7 月 15 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又欢乐的气息。其实要到北京时间的当天夜里 11 点，热闹刺激的世界杯才将迎来最终决赛：传统劲旅法国队迎战实力逊色不少的克罗地亚队。

是“贵族”法国顺利夺冠，还是黑马克罗地亚一路“黑”到底？鉴于本届世界杯已发生太多“奇迹”，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不得不认真起来，各种技术分析帖充斥着论坛、微博，和朋友圈。

决赛前几个小时，一张微信聊天截图不胫而走，突然成为朋友圈“爆款”，不少看到的人都下意识地“转将”起来。这张截图，内容直指马上就要开始的决赛：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没头没尾的东西，是互联网生态里最“水”的信息之一，只是在这个时候，却因为连续出现了同一个关键词，变得可信度陡升。

记性没有很差的人，大都还记得两年前，就是这个关键词成功“预测”过一次影响全球至今的大事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如您所见，它便是“义乌”， 相信有那么一瞬间，在球迷和吃瓜群众的眼里，义乌已然站在了“世界之巅”，不然社交网络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开玩笑说：

是否考虑建立一个“义乌指数”？因为它实在是“太准了”。

网友的话自然是一句玩笑，不过现实中，义乌的确有它的指数——“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也的确简称“义乌指数”。

该指数由浙江工商大学统计科学研究所和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于 2006 年 10 月在“2006 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正式对外发布。

不必太谦虚地说，在小商品领域，义乌确实站在了“世界之巅”，而且这项成就在 12 年前就早已达成。

在 2018 年，义乌早已坐稳我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宝座，在不少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世界小商品之都”这个美称也常见诸报端。

从浙江省贫困县，到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 40 年，毫无疑问是无比励志的 40 年。

这 40 年的义乌，像极了一个资质平平的少年，他已知自己绝非天选之子，又穷又不漂亮；但他知勤劳，像何海美那样有机会就死命抓住；知争取，像冯爱倩那样就算会挨骂也要斗胆一言；知担当，像谢高华那样敢于喊出“出事我来担”的豪言；知专注，像楼仲平那样忍受寂寞潜心做好自己的产品；知审时度势，像贺丹那样及时看到时代的浪潮并义无反顾地入场。

义乌的 40 年，岂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每一个在义乌工作与生活过的人，都曾或多或少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打动过几回，事实上打动他们的，岂非就是他们自己？

一位义乌本地的青年女作家在其新近一篇题为《争渡》的散文中这样写道：

“这枯荷虽然看起来毫无生机，厚厚的淤泥夏却孕育着勃勃生机，一有机会便会喷薄而出。”

在为旁人解读时，她这样概括：

“如果说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渡口，那么争渡就是义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永恒的主题，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窃以为，把以上“义乌”全都替换成“中国”，不仅毫无违和感，效果还明显会更为通顺。

谨以此文，献给 2018 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人。

云锋金融改革开放 40 年系列

云锋金融：假鞋、安踏和宁德时代——福建的 40 年

云锋金融：广东足球 4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