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他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月就能写出一部了不起的长篇小说

石黑一雄笔下的被骗与自欺

——以《浮世画家》《长日留痕》《别让我走》为例

原文首发于《作品》

作者：宗城

他们表现出一种殊死的勇气，尽管他们看到，自己已用生命的一大部分时间来做徒劳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做下去。我敬佩他们，他们可以了解自己。问题只是，生命消逝得太快了。

——石黑一雄

浮世画家

石黑一雄的小说有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一个人为了一项事业倾心托付，最后发现这是一场虚妄。比如《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英国管家发现自己侍奉半生的贵族是纳粹帮凶，这让他的人生意义遭遇空前危机；又如《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中，主人公凯西、汤米和露丝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被灌输崇高的观念，以为自己能通过“捐助”完成人生意义，结果，他们不过是人类用之弃之的工具。而这个主题早在《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中就已显露，那是石黑一雄在 1981 年至 1985 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在他的脑海里酝酿许久。在创作《群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时，石黑一雄写到一位老教师反思自己“在生活中建立的人生价值”，但囿于篇幅，并没有说太多。他希望通过一本小说完整地呈现老教师式的人物，于是才有了《浮世画家》中品尝了大起大落的浮世绘画家。所谓“浮世”，既暗示了画家身处于一个浮躁不安的氛围里，也映衬出战后日本（小说中为 1945 到 1950 年）的社会心态。萧条清冷的环境中，人心涣散，愤怒与迷惘并存。

就在这“浮世”之中，画家小野展开了与记忆、与自我阴暗面的搏斗。他在战时通过作画推崇军国主义，成为社会红人，战后却因此而倍感自责。他曾相信自己的国家做着正确的事，而他作为国家一员，理所应当为国家奉献自我，但战争的失败和日本政府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昭然若揭，他无法视而不见。1949 年，当小野先生拜访故人佐藤博士时，他说：“当时我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满心相信我是在为我的同胞们谋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现在坦然承认我错了。 ”

以二战为分界线，小野清楚地感受到人生的落差。战前，他是受人瞩目的艺术名流，他常去的小酒馆和谐、友好；战后，他成为被人唾弃的“帮凶”，小酒馆的安宁氛围也无处寻觅。他内心惴惴不安，又对外部世界高度警惕，他一度想要对女儿隐藏自己的过去，却疑心自己的大女婿已经向女儿传播他不堪的历史。整部小说顺下来，就是小野面对记忆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从隐瞒到一点点吐露，从把罪过归咎于艺术、时代到反思自我，小野重访故人的过程，是对记忆的一点点回溯。

这关系到小野以什么姿态面对记忆的暗面，也延宕出战后日本价值选择的分歧。小说中的符号，如宫本武藏、美国牛仔、乌龟等象征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宫本武藏比喻武士道精神，美国牛仔即美国大兵带来的一套价值观，乌龟则象征着对速度和狂热的反思。小野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松田规劝他不可躲避外界：“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当周围人民越来越穷，孩子们越来越饥饿、病弱，一个画家躲在象牙塔里精益求精地画艺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落在贪婪的商人和软弱的政客手上，这样的人会让贫困日益加剧。除非，我们新生的一代采取行动。但我不是政治家，我关心的是艺术，是你这样的画家。有才华的画家，还没有被你那个封闭的小世界永远地蒙蔽双眼。”

而小野对此态度犹疑。一方面，他可以为了小女儿的婚事不受影响，公开承认自己的历史过错；另一方面，在谈及战争时，他却对妻子和儿子的非正常死亡支支吾吾。他的记忆如同一个工具箱，供他在不同场合选用不同的道具。与之相比，小说的另一个人物池田就坚决许多，他控诉道：“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浮世画家》展现出不同的“忏悔”姿态，小说并没有以“忏悔”而止，它在解构“忏悔”、反思“忏悔”。因为在战后的日本，“忏悔”、“谢罪”是流行姿态，可不同人群“忏悔”的动机却十分可疑。比如部分政客和文艺界人士，他们的“忏悔”是“利己”的，是为了尽早从泥泞中抽身，好让自己如释重负。他们也许曾吹捧着圣战和军国主义，可日本战败后，他们又可以腆着脸拾起民主与自由。

这种“忏悔”的可疑不只体现在画家小野的叙述中，也流淌于他的周遭。他和朋友三宅谈论过一位自杀谢罪的公司总裁。三宅说：“我们总裁似乎觉得要为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负责。两个元老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但总裁显然觉得这还不够。他的行动是代表我们向战争中遇害的家庭谢罪。”因为总裁的自杀，“公司上下如释重负。”他们“现在觉得可以忘记过去的罪行，展望未来了。”讽刺的是，“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结果反倒是我们总裁那样的人慨然赴死。许多人又恢复到他们在战争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战争罪犯好不了多少。”

试想一下，当总裁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公司的其他高管和员工是什么心情呢？透过石黑一雄的叙述，他们的悲伤里其实还有一丝庆幸。因为在他们眼里：总裁的死犹如一个象征，是集体对过去罪行的交代。好像总裁一死，集体的罪责就洗清似的，其他人都能因此赦免。如此就出现了一种心理——参与到战争的人们，倘若失败，就希望有人代表他们去死。而他们将很乐意地进行哀悼。

从《浮世画家》等小说可见石黑一雄对二战的兴趣。他出生于二战（1954 年 11 月 8 日）后，六十年代就移居英国，他没有经历过二战，对日本的记忆也模糊不清，所以，如果他对二战单刀直入，那恐怕并不容易，甚至会让人大失所望。但是，他有强烈的书写二战历史的欲望，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整个国家的轨迹都因二战被改变，二战是一个时代的终点，也是一个时代的起点，石黑一雄这一代作家虽未亲历二战，却久久活在二战的余悸之中。

在阅读《浮世画家》的过程中，一些日本小说的影子在我的脑海中略过，比如太宰治笔下的《斜阳》，太宰治在小说中同样描绘了战后日本的彷徨景象，应征服役的弟弟在经历战争后，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有趣的是，在《浮世画家》出版三十年后，另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书写了类似题材，那就是《刺杀骑士团长》。在这部厚重的小说中，村上春树也写到了一位老画家，他的一个弟弟曾参与中日战争，在战争中被迫砍掉三名俘虏的脑袋，这让他从战线撤回国内后却羞愧自杀。而老画家则在维也纳参加过一次针对纳粹的暗杀行动，老画家是一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老画家一直因为弟弟因战争中的死亡而耿耿于怀，更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内疚，他一生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现“刺杀骑士团长”的场景，弥补他没有刺死那位纳粹军官的遗憾。他将自己无法完成的刺杀纳粹军官的心愿寄托在画里，将自己生命的救赎托付于“刺杀骑士团长”这一行动。

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呈现了日本人对二战的反思与暧昧，早在三十年前，石黑一雄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走得更远，他关注的是虚假和平中的隐忧。日本战后的和平是集体选择性遗忘的结果，但如果历史不被清算，虚假的和平迟早会被打破。而在石黑一雄眼中，这并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它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都可能出现，说到底，这是一个人性深处的问题。人有时会主动选择遗忘。石黑一雄喜欢在小说中安插“装置”，来营造一个集体遗忘的氛围，比如《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中的母龙，它的吐息会使周围的人丧失记忆。石黑一雄说：“这样的设定会带来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那就是“杀了母龙，我们就能够回想起自己的过去，所以应该杀龙”，或是“如果母龙被杀死，那么因为母龙的存在而忘记仇恨的民族就会再次记起仇恨，意识到如今一同居住的其他民族是自己的敌人，从而再次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是该找到让自己失忆的根源并消灭它，还是维持现状不要回想过去更好？”

石黑一雄深知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写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英国庄园小说，其实都迂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一个混沌不安、自欺欺人、充满伤痕与妥协的孤岛。这是他童年所经历的“现场”，是他最有把握书写的环境。如评论家托比·利希蒂希所说：“（石黑一雄）他的人物都栖居在同一个王国里，一个充满了压抑、失忆、自欺和不安的王国。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重要的东西——个人的成就、爱、生存——都被掩埋在一堆迷乱的细节下面。”

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总在温柔地“自欺欺人”，明明承受巨大的谎言，却告诫自己可以和解，他们在经历创伤后，治愈自己的方式是将悲剧诉诸于命运、时代，好暗示自我：这是逃无可逃的宿命，错不在己身。于是，个人虽然没有推动事情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却可以与自己和解，在自欺与记忆的“选择性处理”中继续走下去。就比如《浮世画家》里，小野和松田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责怪自己，我们至少为自己的信念尽力了。只是到了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只是芸芸众生。是没有特殊洞察力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时代做芸芸众生，算是我们的不幸”，其实仔细思索，他们也在将错误转嫁到“时代”的头上。而结合整本书来看，小野等人的忏悔，更多集中在“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件愚蠢的事业”，导致日本社会的经济和人口都遭遇重挫。而在对国家与政府的批判中，他们再次选择了避重就轻、自我安慰。所以在小说结尾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

长日留痕

“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穿过漫长的记忆原野，从战后日本漂洋过海到英国。一位古典气十足的管家在荒原里犹疑。又是一段追忆之旅，又是一次虚度半生后的抉择。石黑一雄屡屡将老实人逼向绝望，令记忆如滩涂。

这可能是他写得最快的长篇，只用了四周，小说第一稿就宣告完成。他的妻子还记得小说家立下的豪言壮语：“我要用四周时间写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到，他关掉电话，不看邮箱，谢绝一切邀约，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开足马力在家里跑小说，除了妻子，别人都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甚至担心他出现意外，结果四周以后，顶着一头乱发的石黑一雄激动地捧着一沓书稿，他的妻子从丈夫欣喜的表情中知道：小说成了，他做到了！

这部小说名叫《长日留痕》。1989 年，《长日留痕》荣获英国最高文学奖项布克奖。

这部小说描述了 1956 年夏，达林顿府男管家史蒂文斯从牛津驱车至康沃尔的六日行程，娓娓道来管家侍奉旧主人达林顿公爵的回忆。《长日留痕》雍容沉稳、气定神闲，诉诸了英国的贵族文化、庄园传统，英国本土绅士惊叹地发现：石黑一雄——这个从日本飘渡而来的“披头士”，可能比他们自己还要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如果不看作者，《长日留痕》的笔触太像是一位英伦老绅士唱的挽歌，石黑一雄对英国贵族庄园人的习俗和腔调模仿地惟妙惟肖。难怪散文家董桥说：“（石黑一雄的）英文写得正统典雅，十足英国名门望族人家的笔触，叙事婉约，对白精致，连英国人都叹为观止。”

史蒂文斯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揭示生命悖谬的核心人物。他所有悲剧的来源在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彻底地投入工作中，为了自己信奉的事业阉割私人生活。史蒂文斯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工作狂，他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对立，把公共领域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诸事得失的标尺。为了将工作最大化，他甚至要求自己不结婚，遏制自己爱一个女人的冲动。即便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仍然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竭尽全力地维护他封闭内心的屏障，像一个银色的坚固的堡垒，映衬着他那冷冰冰的僵硬的神情，哪怕有人主动传递温暖给他，哪怕他真的有一丝触动，蓦然回首，他才发现自己陷入多么坚固的囚笼。

石黑一雄曾谈到史蒂文斯：“我是在比喻的意义上选择管家这个角色的，我想说的是对一个生活在 1990 年代或 1980 年代的人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撒切尔夫人改革及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想蓬勃传播的影响，英国社会涌现出大批如史蒂文斯先生这样的工作狂。暧昧的是，八十年代相比起兴盛披头士和五月风暴的六十年代，它实际上有一个保守的回潮，人们厌倦了激进的运动和各种狂热口号的叫嚣，将更多精力花在物质建设上。在英国，社会的秩序更加森严了。

史蒂文斯是一个守序者，却也是被秩序辜负的人。他为了达林顿的秩序牺牲自我意志，他看待神圣主人的命令高于自己，多年的修养令他唯命是从，当达林顿勋爵要解雇犹太女仆时，他问：“您说什么，老爷？”他内心的道德标准微微皱眉，但很快他就阉割了自己的抗议，服从勋爵的意志。

可是，达林顿勋爵——这个在他眼中如此光辉的人、这个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力量的人，却成为了纳粹的帮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史蒂文斯命运的荒谬——自己倾尽半生服侍的原来是一个走入歧途的人。回首往昔，自己却因此牺牲了大半的私人生活、爱情和生活的更多可能。1956 年的史蒂文斯，和 1949 年的画家小野，他们在不同的国度，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被骗与自欺，都发生在他们追忆往事的过程中。

和小野一样，史蒂文斯的回忆同样存在避重就轻，哪怕承认达林顿勋爵做了错事，他对这位过去主人的评判仍怀有脉脉温情。他说：“至少在临终时（达林顿勋爵）他能说，他做错事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选择了生活中的某一条路，后来证明这是一条错的路，但他毕竟选择了，他至少能这样说。”史蒂文斯无法完全否决达林顿勋爵，哪怕在承认他误入歧途时，也要暗示他在精神品质上的高贵，保全勋爵的人格魅力，因为只有如此，他过去的经历才不至于“一无是处”，完全否定勋爵，也就完全否定了他在达林顿府邸的这段岁月，这是他所不忍的。

通过《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石黑一雄探讨了筛选记忆与重拾尊严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史蒂文斯还是画家小野，他们念兹在兹的，都是尊严二字。生而为人的尊严，在误入歧途、成为众矢之的后，应当如何重拾？于是，他们要坚守自己的主体，对过去做出一次清算，忏悔是他们重拾自我的路途，因为在他们的回忆中，罪恶往往都源于“失去自我”——小野因军国主义的谎言失去自我、史蒂文斯因献身伟大而失去自我，那么，清算这段失去自我的历史，自然而然帮助他们找回自尊，又不至于失去体面。

这是他们自我说服的过程，也是温柔自欺的过程。重要的不再是记忆，而是讲述记忆的方式。石黑一雄这套被骗与自欺的模式，在《浮世画家》与《长日留痕》中彰显地淋漓尽致，而 2005 年的《别让我走》是这一套模式的又一力作。

别让我走

“我的名字叫凯西·H。今年三十一岁,担任看护已经十一年有余。我知道，这足够长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希望我再做八个月，直到今年年底。”

1997 年 2 月，《自然》杂志刊登了克隆羊“多莉”诞生的消息，世界为之震动，科学界、文化界围绕克隆人问题，展开了关于克隆人伦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启发了石黑一雄，他所思考的是，如果克隆人在未来出现，他们的存在本身，是否就是一个悲剧？围绕这个主题，石黑一雄决定创作《别让我走》。

故事从三十一岁的女克隆人凯西口中讲述，她是一位看护员，从事这一工作快十二年了，她来自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小说的第一章，就通过她来回忆那里的生活。黑尔舍姆坐落在英格兰乡村的深处，那里的男孩子们喜欢踢球，女孩子们爱游戏，爱谈论艺术和美。学校每年春夏秋冬还会举行拍卖会，展览和销售学生们制作的油画、素描、陶器等，一个神秘的、被称作夫人的女性，常常会购买这些物品，她是黑尔舍姆实际上的创始人。

黑尔舍姆是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纪律严明，老师们不苟言笑，学生之间恃强凌弱。这里与世隔绝，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老师责被称为监护员，对学生的衣食住行严防死守。学校里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大部分与逃离学校有关，比如：“学生中都流传着两个关于树林的故事：其一是有名男生从寄宿学校跑出去，然后被发现藏在一棵树上，手脚都被砍掉了；再者是一名女生，她爬过栅栏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要回来时却被拒之门外，最终死在外面。”

住在黑尔舍姆的学生就是克隆人，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从小就背负着为他人提供健康器官的使命，在封闭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成为一批认同捐献、无条件接受命运的工具。为人类生，为人类死，他们都愿意。

如果克隆人无法察觉真相，骗局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在小说中，主人公凯西、露丝和汤米怀着对学校秘密的不解，逐渐对他们存在的环境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当主人公即将离开学校时，善良的监护员露西小姐于心不忍，终于决定告诉克隆人真相，她说：“你们的一生已经被规划好了。你们会长大成人，然后在你们衰老之前，在你们甚至人到中年以前，你们就要开始捐献自己的主要器官。这就是你们每个人被创造出来要做的事。”

这件事发生后，露西小姐从此在黑尔舍姆消失。

曾经有学者从词汇意义上指出：“黑尔舍姆”这个学校本身就象征着谎言。它的英文词汇是 Hail sham，其中，sham 有虚伪、哄骗的意思，也有复制品、赝品的意思，用这个词来形容克隆人所在的学校，一语双关，即表示黑尔舍姆学校是克隆人的住处，也暗示这所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事实上，在早期的捐赠体系中，克隆人是被当做动物来养的，他们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夫人是推动克隆人权益的事业组织者之一，她和她的盟友募集到一批资助，建立了黑尔舍姆学校，希望通过仁慈的教育让克隆人美好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夫人本质上是一个秩序维护者，但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是：教育使部分克隆人开始觉醒，思考他们与人类的不同，人类害怕这种觉醒，所以到后来，黑尔舍姆学校才会被关闭。

故事讲到这，黑尔舍姆的秘密已浮出水面，但悬念被揭开并没有让故事失去趣味，主人公的命运已经紧紧抓住读者的心，他们的存在是否还有希望，他们是否会对人类发起反抗，这才是小说的重点所在。

石黑一雄像描写平常人一样描写三个克隆人，他们有梦想有感情，有自己喜欢的对象，有自己热爱的生活，他们的为人处事都让读者感到亲切，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平常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这才是克隆人引起读者同情的地方，因为自己存在的悲剧，身份的不同，而不能享有最平常的情感和权利。

克隆人具备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当读者关注他们的境遇，企盼他们转危为安时，这不是读者对克隆人的关心，而是对人本身的关心。石黑一雄用巧妙的方式勾起了人对自身命运的恐惧。克隆人被掌控、被安排命运，可人类又何尝不是呢？人类千百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与命运的博弈，但总是造化弄人，比起克隆人，人类不过是活在更大的“围城”里。所以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说：“（别让我走）最具力量之处乃是它最讽刺之时，而其讽刺的力量来源于它所绘制的正常人类生活图景，实际上这幅图景表现的是一种死亡的文化。”

《别让我走》有很深的宿命论思想，“围城”众生被命运之手摆布，克隆人的命运充斥无可奈何。

命运捉弄了露丝，她在“失落之角”诺福克见到自己可能的人类原型，所谓原型，就是说每个克隆人可能都是依照某个人类的模样复制的，那个人类就是克隆人的原型。可到头来露丝发现，她是一个可能连原型也没有的可怜孩子，是人类实验的失败品。

命运也捉弄了汤米和凯西。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被人类利用的宿命，只是想在最后关头延迟捐献时间，让彼此获得一丝休憩取暖的时光，可夫人的话却摧毁了他们最后的一点幻想，根本没有延迟捐献，都是假的，汤米只好按部就班地去进行死亡前的最后一次捐献，而凯西在结束看护员任期后，也要重蹈汤米的覆辙。

在古典的宿命论小说中，主人公敢于和命运进行殊死搏斗，哪怕失败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古希腊史诗中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违背天帝宙斯的意愿，保护人类免遭灭亡，他面对刑罚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痛苦至极也不向宙斯低头。而在《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的宿命论，一方面做出自己的调整。被奴役的克隆人命运面前同样不畏生死，但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伟大的献身，或者成为真正的人类，他们只想尽可能在生命结束前完成自己的夙愿。

对于克隆人的命运观，石黑一雄不无感慨地说道：“他们表现出一种殊死的勇气，尽管他们看到，自己已用生命的一大部分时间来做徒劳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做下去。我敬佩他们，他们可以了解自己。问题只是，生命消逝得太快了。”

天黑后的歌

社会学家鲍曼曾担忧，现代社会推崇绝对的理性，导致人与人的交往走向工具化，而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以制造最大利益为目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稳固社会秩序，坏处则是加剧了社会的冷漠，以及既得利益者对边缘人的驱逐。《别让我走》描绘的世界正是如此，人类做的每一件事都高度理性，从人类的角度，禁锢克隆人思想、利用他们的死亡来解救重症患者，这符合人类的利益。但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克隆人生命的悲剧。克隆人的悲剧在于他们的存在本身，他们的无奈与痛苦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注定。

与现代社会相匹配，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学校象征着一座全景式监狱，里面的每个人处于时刻被监视和限制外出的状态，监护员不但严禁学生外出，还要没收克隆人从小到大创作和收到的艺术作品，以防这些作品激起克隆人思考人生意义。凯西的磁带《天黑后的歌》就是被黑尔舍姆的监护员销毁的，因为那盘磁带唤起了凯西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监护员害怕凯西进一步觉醒，所以偷偷将磁带销毁。

通过复杂的措施，人类完成了对克隆人的“规训”。“规训”是福柯在著作《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在法文、英文和拉丁文中，这个词汇含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等多种含义，在福柯看来，规训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又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权力与知识相结合的产物。

在黑尔舍姆，监护员对克隆人的监视精确到分秒，他们奖赏遵守纪律的学生，对违纪者施以严惩。他们告诉克隆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训练克隆人的忍耐力，在给予克隆人的教育中，他们希望克隆人意识到自己是背负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使命就是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必经之路。克隆人从小活在一种集体叙事之中，这个集体提倡个人牺牲、绝对服从，这样的观念潜移默化入克隆人的脑海中。

人类之所以要规训克隆人，是为了让克隆人更好地服从人类的指令，成为一名听话的捐献者。克隆人对人类来说，如同鸡犬牛羊。鸡犬牛羊被人类转换为食物，克隆人则成为绝症患者的福音，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人类病死率的降低。他们不得不遵循人类给它们的设定，否则他们就会被提前销毁。

所以，在《别让我走》的世界里，反抗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主人公在深思熟虑后，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反抗。他们觉得反抗不会为自己带来更好的结局，克隆人的身份让他们注定不被人类社会所接纳。甚至，他们不晓得人类在他们的体内还做了什么手脚，这令反抗成为风险巨大的赌注。

于是，克隆人只能用自我欺骗甚至遗忘的方式愈合伤痕，比如凯西在叙述中经常强调自己做事的意义，说“能够干好我的工作，特别是让我的捐献者保持‘平静’这一点，对我意义良多。”同时，她又淡化自己受过的伤痛，一次又一次试着告诉自己不应该总是回头看。和石黑一雄笔下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凯西同样是一个遭遇精神创伤的人，这就导致了她在回忆上的取舍，进一步说，凯西的回忆并不总是准确可靠的，这使得《别让我在》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到后头，无论是凯西还是读者，都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是确凿无疑的，什么是谎言。如学者梅林所说：“石黑一雄的小说，在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巨大裂隙里，弥漫着价值失落的迷雾。”

其实，凯西与《长日留痕》的史蒂文斯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自我选择了将来的道路，为了虚设的意义，都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谋求更多自由。结果，史蒂文斯被辜负，而凯西则接受了生活的谎言。萨特说：“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区别在于：史蒂文斯因这痛苦而幻灭，而凯西则平静地吞下了这痛苦。

这是存在的悲剧，克隆人的诞生本身即悲剧。人类骨子里不接纳克隆人，无论有过多少温情，克隆人仍被人类视作工具，榨取完利用价值就丢弃。《别让我走》的故事令人细思极恐。尤其是在小说第三部分，当克隆人进行完第二次、第三次捐献后，他们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小说提醒读者：一般的克隆人做完三次捐献就会“终结”，尚存喘息者，“不再有康复中心，不再有看护员”，到“第四次捐献后......事实上你已经完结”，“只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意识”，直到所有器官都被切除。

有时不忍回忆，因为过于残忍。我们并不确定凯西的回忆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真相，石黑一雄的小说常在强调叙述的不可靠性，个体的回忆未必是真实可靠的，有时候，个体会通过自己的回忆来掩盖历史的残酷，只留下朦胧的感伤。

它是一个悲剧，但在某些地方，它能够给予读者感动和温暖的地方。例如在黑尔舍姆，凯西有一盘很喜欢的磁带，那是一盘录音带专辑，名字叫《天黑后的歌》，封面是歌手朱迪抽烟的图片，因为监护员禁止黑尔舍姆的学生浏览有关香烟的事物，所以凯西对唱片遮遮掩掩。磁带里的第三首歌，就叫作《别让我走》。凯西之所以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歌词能让她联想到：“一个女人被告知不能生育孩子，而她一生中又真的、真的非常想要孩子。接着发生了一个奇迹，她竟然生了一个孩子，她欣喜若狂，所以唱道：“宝贝，别让我走......”有一次，她曾伴随着歌声，把枕头当作孩子，抱着它跳舞，但这一幕被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创始人“夫人”看到，她留下眼泪，当时凯西不知道为何。多年以后，凯西去拜访“夫人”，她们重提旧事。“夫人”才说出原因。她说：“那天我看着你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了某种别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和残忍的世界。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别让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