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照片拿到摄影大奖,我觉得不对劲
图片:《合影》 / 郭远亮如何评价 2018 新锐摄影奖的大奖作品《失重》?
以下为系列作品《失重》中的部分照片,其中的人物皆为摄影师祖父母和近亲,作者在作品阐释中表示:
郭先生(注:祖父)是个很有原则的人,生性冷漠不近人情,爱音乐一生勤俭节约,他与罗连(注:祖母)虽然结婚多年,但是他并不爱她。小弟和小妹父母离异,小弟很贪吃贪玩,他的世界里只有他一个。小妹看起来很忧郁,她很爱小弟和奶奶,有一天跟我说:我要是可以飞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去见她想见的人做她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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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郭远亮作品《失重》获奖一事,有三个点值得思考:
1)中国现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哪个更有“艺术价值”(注意这里有引号)?
2)谁是《失重》的创作者,摄影师还是评委会?
3)“中国的”当代艺术主题该向何处进军?
1)参与者和见证者
郭远亮的这套作品肯定会让人想起野生摄影家刘涛和冯立,不过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在视觉上,冯立是专业的、传统的、并且向往“美”的;刘涛则是急智的、现实的,同时潜心经营的;郭远亮则是粗鄙的、平庸的,但是居心叵测的。在作品上呈现出的风格差异,其核心是面对荒诞中国时的身份差异和其参与程度的高低。
换言之,刘涛和冯立是见证者,记录者的身份,而非真正的参与者。他们在构图,即框取眼前的影像时是以创作纪实摄影或当代摄影为目的的,是独立于所摄现实之外的,摄影理论、摄影手法和不论幽默或严肃的创作目的,则成为了蒙在他们作品上的“优美的”滤镜。比如下面这些:
冯立作品:
刘涛作品:
郭远亮则全然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正如大家所顾虑的,若把爷爷奶奶拍成这样,岂不得给他们打死?而这个顾虑正是郭需要处理的问题,他无法从被拍摄者的世界抽身而走,所以他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创作这套作品的。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郭拍摄这套照片时,总共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1)祖父母认为不雅、不好看,并反对公开,而郭由于所谓家庭的“失重”关系(作者语:失重即失去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爱,平衡是美好的状态)“迫使”他将作品公开展示,并命名为《失重》。在这个结构中,“失重”关系是当下的,具体的,而作品的创作动机与作品样貌和作品主旨则形成了互文关系,直指这个具体的状态。
2)祖父母认为照片很好,支持他公开展示,并加以珍藏。于是《失重》就成了现有或未来家庭“失重”关系的一种补偿或一种粘合剂。在这个结构中,“失重”关系落在个人史和家庭史上,作品成为一种解决方案或预防措施,并体现出我国乡镇居民具体却普遍的审美状态。
3)祖父母虽认为照片不雅,但出于作者提出获奖的可能性,而支持公开。在这个结构中,“失重”关系直接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并以小见大地表达出,所谓“失重”是现代社会在使人异化的过程中伴生的,以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病症)。
情况(3)还有一种变体,即拍摄项目从始至终都是郭在同祖父母合议下进行的,所有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都是被塑造的。这里又分为祖父母认同与不认同两种情况,认同则反映出当代艺术的教条主义对艺术创作者和被创作者的异化,以及对他者的文化殖民和对非西方艺术家的规范过程;不认同则更加强烈地反映出情况(3)中的主旨。
之所以这组作品能获大奖,其实与上面罗列的诸多情况有关。事实上,在语焉不详的文学式作品阐释的帮助下,这些图像成了各路评委异想天开、脑补深层含义的媒介。不论评委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如何,他们都能在这些图像中找到一条自洽的思路。这种极丰富的话题价值是这套作品成功的关键。
换言之,在某类评委主导的当代摄影比赛中,他们挑选的是可言说的,具有丰富话题价值、阐释价值的图像,而非一个完整自洽的艺术品(即包括摄影创作行为本身)。
2)摄影师和策展人
不知何时起,我们进入了“策展人时代”,策展人好比巴洛克式教堂的总设计师,指挥着各类“工匠”协同操作,以完成他们脑中的一派景象,以及艺术创作的总体性在道德教化、审美愉情等方面的各类功能。换言之,策展人即这里的评委会可以直接跳过艺术家的个人表达,而借用现成作品来“重塑”一件作品。
因此,《失重》的创作者不一定是郭本人,也可以是奖项评委会。鉴于郭的作品为该奖项可能提供的话题性,以及该作品在艺术层面的阐释价值,让这件作品得奖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反之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创作模式的“复辟”。这是因为新锐艺术家之于评委会,几乎都是弱者,他们缺少话语权甚至缺少合法的展示媒介,以至于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策展人和评委会的干预。
令人悲哀的是,不仅在我国尤其明显,即便在西方世界,青年艺术家同样缺乏合法的实验作品展示渠道,这意味着他们的作品极有可能受到主流艺术的规范和驯化。这是当代艺术的话题价值在逐渐冷却过程中出现的现象。面对主流艺术,大多数青年艺术家就是无产者,他们只能透过体力、性、生命和尊严(主要呈现在作品中的,而非个人的)换取关注和评价,并被主流艺术层层剥削。这里的剥削指的是“跳过艺术家个人表达对作品进行阐释和共情”。
虽然,这种无视艺术家个人表达的阐释是可行的,但是绝不可以完全取消艺术家的个人阐释,因为这种行为对艺术界本身也是危险的。形象地说,郭的这套作品在我看来,更倾向于瞎猫碰到死耗子,是被动地向评委会谄媚的一套作品。因而他可能难以维持这一创作脉络,说白了就是走不远(具体问题在 @翁昕 的的专栏文章中有详细展开:戳这里)。
3)中国当代艺术主题的转向
我们还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主题的转向,继多年来一部分艺术界老人孜孜不倦地向青年艺术家反复提出如“细小叙事”、“私人化”、“人类学导向”、“民俗化”等概念后收获的成果,个人认为大体上还算令他们满意,可在这其中,似乎还有一张大手在搅局。
目前在中国青年艺术家队伍中流行的细小叙事,时髦的说,应该叫做小清新叙事,说难听点,可以叫成“去势化的叙事”(自造词,不喜请喷),但这并非问题的核心,顶多呈现出一派中国青年当代艺术在表达和观念上的孱弱趋势。问题的核心其实是,由一部分西方人和我国人以不同目的,各自主导着重塑当代中国的艺术形象的过程。
正如评委会重塑郭的作品一样,不知出于何因,由西方话语权决定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从红色的中国走向觉醒的中国后,即将迈入一个荒诞的中国。内部的问题是我国资本与各阶层公民对荒诞中国正在进行贪婪的消费,而非理性的记录、分析、研究与改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分化到目前的阶级固化的过程中,一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状态已经成为了这部分中国人和少数上层中国人消费的对象。那些展示荒诞的、低俗的、病态的、孱弱无能的生活状态和方式的人,不仅将受到来自上层消费者的奖赏,还会被同阶层的部分人推为自己的偶像,并以此加速巩固阶级隔离(快手、杨超越事件等)。
外部的问题则是将这类形象定性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探索目标。揭示这类现象、或者直接生产、暴露这类现象的作品,正变得炙手可热,而非提供解决方法或至少进行反思的那类艺术品。这厢上演的奇幻故事正是西方消费者观看的电影幕布,然而他们拥有点映的特权。因此反观中国当代艺术为人诟病的“拙劣模仿西方艺术形式”、“围绕西方文化发展方向走”等等问题,其实有一大部分只是被筛选的结果。
中国是异乡,是他者,这对西方人如是,对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亦然。因此,不论郭的创作目的是直接记录,还是有意讨好这种审美品味,郭难以避免沦为这宏大进程中的一枚毫不起眼的棋子。他的作品可以被随意揉捏再造,他的艺术发展道路同样可以被不断熔炼,最终打造成主流欣赏的样子,然而是否能走到这一步,还是个未知数。
对我个人而言,《失重》这个题目是整件作品中最出彩的一笔,然而失重的不是作为创作者的郭远亮,而是推举他成为大奖得主的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