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斯特恩与 NBA

去年的 12 月 13 日，查拉尼亚报道过，斯特恩突发脑溢血，已经接受了紧急手术。互联网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健忘的，热点亦是随风而逝。

但在这种阶段，没有消息就算是最好的消息。直到今早，21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束光刚刚照向美利坚大地的时候，斯特恩去世了，享年 77 岁。

作为一个中文世界里以篮球和 NBA 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您说我没有一点触动和悲伤，那是不可能的。但您要说我的悲伤如同朋友圈和微博里满屏的蜡烛那般逆流成河，同样不是事实。

只希望逝者安息，一路走好，到天堂里多休息少操劳。

斯特恩作为 NBA 总裁整整三十年，这是忙碌的三十年，亦是收获的三十年。NBA 的年收入从 1.65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4 年的 55 亿美元，工资帽从 360 万美元飞升到了 5810 万美元，相关产品销售额从 3500 万美元成长到了 30 亿美元。

NBA 官方的悼念里说的是对的：NBA 大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如今的收获都受益于大卫的远见、慷慨和灵感。

斯特恩如此伟大，所以即使远隔万里重洋的另一个世界都开始美化甚至神化他，尤其是在肖华这几年看起来干了不少蠢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还有所加剧。

但斯特恩真的那么完美吗？人们看到的或许是被美化修饰过的真相。

1984 年，时任联盟总裁的劳伦斯 - 奥布莱恩宣布隐退，42 岁的联盟副总裁大卫 - 斯特恩顺理成章成为了联盟的新主人。

他接手时联盟刚从 70 年代的一地鸡毛里走出来，这个如今光鲜亮丽的联盟在当时远谈不上繁荣，毒品、黑帮和经济问题泛滥成灾，人们都在怀疑这个瘦瘦小小的律师能撑得起大局吗？

事实证明，这个小个头的律师不但撑起了大局，还把它推向了全世界。但是再前面一点呢？斯特恩在进入 NBA 之前是做什么的？

1966 年，斯特恩 24 岁，正是志得意满的年纪。也正是在这一年，斯特恩成为了普士高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这家事务所正是当时 NBA 的法律代表。

同年，肖华 4 岁。所以这关肖华什么事？

这里头关系可大了，肖华的父亲正是普士高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华同样进入了律师这个行当，1984 年他入芝加哥大学进修法律专业，之后在纽约做了一段时间律师。

1992 年 30 岁的肖华给已经从乙方跳到甲方，并成为 NBA 总裁的斯特恩叔叔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年轻人感到迷茫，想要转行却又不知转向何方，所以想借鉴老一辈的智慧。

这封信和肖华的律师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立刻让斯特恩对肖华另眼相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把肖华绑到了 NBA”，肖华自此成为了 NBA 的总裁特别助理。

从总裁特别助理到 NBA 娱乐总裁，从娱乐总裁再到首席运营官，斯特恩用了 20 年的时间将 NBA 的一切和未来泛娱乐化的思路都交到了肖华手里。

2012 年，斯特恩正式宣布肖华会成为他的继任者，而此时的肖华早已开始接手联盟的诸项事宜。而 2014 年的权力交接更像是一个宣告世界的仪式。

所以如今 NBA 泛娱乐化的趋势和走向，不过是肖华在斯特恩所灌输的思想沃土之上开出的一朵奇葩之花罢了。相信我，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从小最爱模仿和学习的正是自己父亲一般的人物。

而从另一个事件，我们同样可以窥探到和上述观点相关的蛛丝马迹。

2002 年姚明以状元的身份登陆 NBA，NBA 在中国的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2008 年汶川发生了举世震惊的 512 大地震，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也已临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5 月 23 日央视紧急叫停了 NBA 季后赛的直播。

这是 NBA 在华夏大地上的第三次停播。当时央视给出的通告是：NBA 比赛的报道方式和风格与汶川大地震后全国整体的环境和氛围不相吻合。

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地震接近两周以后才紧急叫停？

2007 年 6 月，詹姆斯生涯首次杀入总决赛，但他的队友纽布尔却在此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呼吁中国政府动用一切外交手段和经济资源来结束苏丹达尔富尔的灾难，并保证联合国维和人员抵达达尔富尔。还希望 NBA 运动员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来逼中国表态。

原来当时的达尔富尔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地区，联合国希望派驻维和部队进入苏丹解决问题，但中国一直不赞成大国介入别国内政，所以才有了纽布尔那封公开信。

时任 NBA 总裁的大卫 - 斯特恩和去年 10 月时肖华的做法一模一样，他强调不会让 NBA 球员对相关政治议题保持沉默，甚至鼓励他们讨论这些议题。

而这甚至可以被作为 NBA 为了转嫁风险，鼓吹让球员“言论自由”的开端。

最后一件事，斯特恩刚上台时，除了想发展北美市场以外，立马就盯上了远东和中国的市场，也就有了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1989 年，斯特恩远渡重洋来到了北京海淀区复兴路 11 号——当时央视的大门口。他背着一个大大的行囊，里面装着的是 NBA 过往比赛的一些录像带，而他在等的是央视一位负责采购的李姓领导。

彼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过 11 年，对于外国人和外资虽然不算大惊小怪，但也是慎之又慎。按照斯特恩的说法，他以为他们已经预约好了，但到了才知道李姓领导的行程上并没有和他们会面的记录。

于是他在凛冽的寒风中等了又等，被冻的瑟瑟发抖，最终用自己的固执和耐心敲开了 NBA 在中国的大门。

但是去年七八月份左右，我在 ESPN 专栏作家马克 -J- 斯皮尔斯的一篇对斯特恩的专访里，看到了另外一种说法，是斯特恩自己说的：“大家对我当年在 CCTV 门口苦等的经历津津乐道，我本可以说我是在寒风中苦苦等待，这样会更有画面感，但实际上却是夏天……当时确实等了很久，但我当时想的是：中国市场实在是太好了，好到绝对不能放弃。”

两者相对而言，前者当然是一个更好的故事，画面感十足，情绪渲染也到位。但是不是事实只有本人自己心里清楚。

这就是我觉得斯特恩被美化甚至神化过的原因，我当然不否认斯特恩的伟大，但几乎每一个名人或者伟人的经历，都会在口口相传中被人们加上一些符合自己想象的桥段。以此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形象，这几乎成了一种宿命。

至于他们自己怎么想，我们无从得知，或许对于绝大多数人也不重要。

可人就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装饰成一个神，从而产生巨大的盲从，结局可能不会太好。

一个极度标榜自我的时代，却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盲从世界，如此并行不悖，真是好生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