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诺贝尔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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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样子,日本经济历经数十年腾飞之后,在升级方面受限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遇到瓶颈,应该是有些闲钱,大量投入基础科学,不计回报,期待50年拿30个诺奖。

这就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当年西南联大式的黄金时期,学者们有极大的自由去持之以恒地做自己的东西,而不必牵扯于竞争性经费造成的压力去做短线操作。在这个非常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日本诺奖级成果层出不穷,近些年不过是开始收割了而已,目标已经达到了半数。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投入总量应该已经超过了当年日本政府给基础科学的投资和愿景,但经费基本都是竞争性的,连腾讯的青年探索奖也是一年一做成果汇报,令人费解,好像全中国找不出50个学术操守值得信任、学术水平值得让他们放手去干的科学家。

有人问剑桥大学校长学校成功的秘诀何在,他说非常简单:就是你找到最好的人,然后完全放手

这种做法当然不能完全普及开来,里面还有个拜占庭将军式的博弈,要限制范围;但从另一方面讲对经济学有了解的都知道,通常风险与收益是正相关的,如果有高资本还不敢投高风险项目,那是在浪费你的机会成本,这在科研上是致命的,因为它几乎禁绝了收割顶尖成果的可能。

把钱看得太紧,为了防止苍蝇飞进来把窗户关死了,是中国目前难以产出历史级基础科学突破的根本性原因所在。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当年改革开放式的魄力,放弃计划科学,至少要学习一下那些风险投资的魄力——投就投高风险项目,能成一个就行,因为这样的项目成一个就把所有的本钱都赚回来了。

只支持那种一开始就做好了五年计划的项目,目标明确,步骤详细,方法可行,结果可期,收益可靠,风险可控……是不行的,是没用的,是真正的内卷,那才是在以稳打稳扎的方式明明白白地浪费国家的基础科学资源,正大光明地扼杀国家的原始创造力。

因为——

对自然本质深刻的解读是这样的:

“如果有谁说他明白了量子力学,那说明他没有明白量子力学。”
——费曼

对一流研究主题的把握是这样的:

"If we knew what it was we were doing, it would not be called research, would it? "
-A. Einstein

从而最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是这样的:

“你对不可言说的进行探究,使你迷惘的生命趋于成熟”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


历史学家吴咏慧在他的《哈佛琐忆》一书中提到,哈佛的文科进入了无大师时代。实际上西方的自然科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原因当然不一而足,但实际上欧美的学术制度有所退化,也从根本上源于上面提到的问题。制度化、正规化和一体化的学术考评制度,对自由探究是沉重的打击。

曾经的剑桥有从不上课的学生,有从不讲课的老师,有几十年不发论文的科学家,现在也在紧张兮兮地搞类似美国的Tenure-Track的制度,看好早日自废武功、自毁长城。



日本的问题可能还要更多,除了科研管理退化之外,还有固步自封、以及财政所致的雪上加霜。如此一来,那个黄金时代也就已经彻底结束了,那一代日本科学家都对此心知肚明。近几年的诺奖得主大隅良典、本哲佑多次提到,他们所依赖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春华秋实,不难想象,日本近些年诺奖的盛况在未来的周期中将难以为继。


争论哪个国家、民族在科学上更成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荣耀终归于正确的科学文化制度本身。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个时代隐藏着极好的机会。世界上所有的取而代之都不源于直接的竞争,而源于有的在作死、有的在作为,就看谁抓准了路数,把握了机会。 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在努力,但科学管理更要跟上。

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新的世界科学中心会水到渠成,诺奖将会成打地算,国人会从其中挑三拣四,看看哪个份量重一些……和奥运金牌的情况是一样的。西方人对东方了解的热情与蚀骨的敬畏,将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那些会永远刻写在他们课本中的中文名字。

如果财力、人力等机遇都到了,却做不到兑现它们的价值,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显示:

“天予弗取,必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范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

191009, 10